“我上一秒还暴跳如雷，下一秒接起了服务对象的家长的电话，又变得温柔平和，这个变化让我一下子不认识自己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自己是谁，觉得很拉扯。”
从2018年9月加入为中国而教的志愿者教师项目，到后来以社工的身份成为一名全职公益人，丁石参与公益已经五年多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处在上述那种困境里，拉扯着自己，不知道要带着“社工”的身份去向何处。这种感受，就像身处在一张巨大的社工地图中，却没有导航，不过，在无数次的游走与穿行之后，她的路径似乎明晰了许多……
丁石第一次接触公益，便是成为为中国而教的志愿者教师，去湖南沅陵支教。当时的丁石刚大学毕业，并没有把“支教”和“公益”联系起来，“我中学是拿过助学金的，我觉得自己也能和当年资助我的人一样，为别人做些什么。不过那时候只听过‘义工’这个概念，没把支教当成是公益，更没听说过‘社工’。”作为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能够再次回到农村，看看农村人的生活状态，顺便为农村做些什么，这便是她当时一个简单的心愿。支教的两年里，丁石和孩子们成了彼此最好的玩伴。提起那段日子，她说，“课堂之外，孩子们总是能把他们的老师照顾得很好。”打乒乓的时候，她是不用下场的，球也无需她捡，旁边还有一堆孩子给她扇风、加油。好像下课后，她是完完全全被孩子们照顾的那个人。“我只需要开开心心地和他们一起玩，他们看我玩得开心，他们也会开心。”支教一年后，丁石申请再次参加机构的岗前培训，那是她第一次真正被“公益”的概念打动。“耿玉苗老师特别专注地把精力投入在语文教育上，还有一位老师，辗转在湖北的不同学校支教，他们都属于认定了一件事情，就不断地投入在里面，他们会提到他们的公益理想和教育理想如何驱动着他们来到这里，我被那种执着打动了，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那个夏天，被这样的老师们感染着，同时身边又有着一群同样想为乡村教育做点什么的年轻人，丁石感到大家的力量围绕着自己，牵引着自己向公益的路上走去。“那群人，培训师、志愿者和未来教育家，跟他们在一起真的很好。你会被他们吸引你知道吗？”即便那时候还没有明确过对公益的认知，但她的双腿已经踏上那条漫长的道路，“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公益在我心里扎根了。”结束支教后，丁石便加入了公益组织“江西协作者”，成为了一名服务社区和乡村儿童的社工。刚入职时，她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已经在公益行业待了八年十年，还有人直接干到退休，他们似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在工作上，有时候，好像连自己都能为此让路。这种“大公无私”让丁石感到很不适应，她开始觉得自己和他们格格不入，她曾尝试向他们靠近，尝试去寻找令那些同事如此坚持的那个信念，但她发现自己做不到，“我努力地调整自己去变成他们那样，但我做不到，我没法把这件事看得这么宏大。我在服务小朋友的时候，有时会和他们产生矛盾，我会想吵架；我也做不到自动加班到深夜，我会抱怨。那时候我觉得完蛋了，我不配。我没有做社工、做公益的觉悟，我应该和他们一样在那里，为什么我却在这里。”是否要把那些同事的职业标准套在自己身上？是否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进这份被被很多人“上了价值”的工作？做到那样是否意味着，“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做不到是否又意味着，“我不配”？近三年的工作时间里，丁石陷入了强烈的自我拉扯。同时，令她不断拉扯的，还有一条社工的行业准则：“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导向”。在这条准则的指引下，丁石一直尝试不带情绪地对待每一个服务对象。有时候，小朋友会惹她生气，她会努力遏制自己的情绪，“有时候我都快被气哭了，好想和他们吵架呀”，但总有一根弦绷在那里。有时候，小朋友展露了比较强的攻击性，但她不能直接地“攻击”回去，因为她是成年人，她是社工，小朋友则是她的服务对象，“我只能让自己处于被攻击、受委屈的状态”。面对这样的困境，同事会告诉她，正是因为这些孩子有这样的问题，才需要社工去不带情绪地帮助他们。“我听到这句话觉得很不对劲，但我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又觉得好像也没错。”把自己压低一点，再压低一点，无限制地压低，如讨好一般去服务那些孩子，这便是当时的丁石对那条社工准则的践行方式。同时，总忍不住情绪化的丁石又开始质疑自己，为什么不能在心里包容那些孩子？为什么会对他们生气？
有这样一个场景偶尔会在办公室发生：丁石和同事、朋友抱怨着和服务对象之间的矛盾，此刻若有一个服务对象的家长打来电话，她会很快变一个模样，“我上一秒还暴跳如雷，下一秒接起了电话，又变得温柔平和，这个变化让我一下子不认识自己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自己是谁。”丁石为此感到讶异和无助，她开始意识到社工与服务对象的这种关系不对，可不对在哪儿，她依然说不上来。直到去年夏天，丁石再次和一个孩子爆发了冲突。那是个曾经和丁石很亲近的孩子，她对ta的成长投入了很多心力，但在冲突之后，丁石成了这个孩子口中的一个非常不堪的人。“ta说的很多话真的很过分”，她为此感到气愤、沮丧，“如果ta不是我的服务对象，我会跟ta对骂，一度还想去找ta干架呢，已经到了那种程度”，但她依然得按着“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导向”的准则，强迫着自己厘清冲突背后的原因，疏解孩子的情绪。“我明明很生气，但是我不能；我的情绪没有得到处理，还得优先处理ta的情绪。”这一次，对于社工与服务对象的关系的理解，对于自己在这个行业的价值，对于做公益的意义，她产生了彻头彻尾的怀疑，她感到完完全全地崩溃了。在那之后，丁石去凉山支教了半个学期，“其实那时候我去凉山，主要是为了逃避那些事情；我甚至还把一些负面情绪带到了凉山。”
今年10月，丁石在河南碰到一位设计师，他很直接地表达，“我不认可你们社工的那条准则：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导向。”“我当时觉得这人真是大逆不道”，接着那位设计师说，“我会很在意我的需求是什么？我做这件事情，我能获得什么？”
“他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以后，我觉得我的价值观被颠覆了。”丁石发现从来没有人和她说过，社会工作者在关注服务对象的同时，应该如何关注自己本身。她开始反观过去，从成为社工以来，身边的每一个人，在写项目书、做活动、在做每一件工作时，似乎都没有看到自己的需求，人似乎被工具化了。社工把所有的关注和价值感都建立在服务对象身上，一旦产生剧烈的矛盾或落差时，社工的自我价值感就会崩塌。她重新开始思考自己的角色定位，在这个身份之下，自己究竟是谁？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关于那条准则，丁石形容它像一个无形的枷锁，像一条拴住象鼻的绳子，“那条准则没有错，但或许没说全，或者我们没有理解全。”
最近，丁石带着一个孩子阅读一篇名叫《我的情绪小怪兽》的绘本，在讲到“愤怒”的部分，丁石大方地告诉那个孩子，前一天ta没有收好自己的玩具，她就会有“不开心”和“愤怒”的情绪出现，这样的表达得到了那个孩子的接受，也令她意识到自己终于能够觉察自己，并且照顾自己了。希望自己的情绪和自己做的事被看见、而不是被否定，希望成长、往前走得更远，希望有更多打破和颠覆认知的机遇，如今的丁石越来越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需求。
对自我需求的关注，也让她开始思考自己在这个行业的价值和意义，她发现过去常常忽视自己的情感和劳动价值，“我最近发掘了几个民工的厉害之处，用影像把它们分享出来，这是我的价值；对这个社会来说，我不是只害虫，偶尔还会做益虫，这是一种价值；有人车子卡住了，我去扶一把，这不也是我的价值吗？其实我也还没找到所有的答案，但是这个价值感已经不再单一了，我不再把所有的价值都放在服务对象的改变和反馈那一个点上。我想我能够脚踏实地地去做点什么，可能慢了点，但在漫漫的时间长河里，我总能留下些什么。”
在整个过程中，支持着她去做出这些思考和探索的，除了自己，还有那些同行的公益人。“大家平时好像都各忙各的，但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大家都会站出来，拉你一把，他们能给你特别好的推力。”最近她参加了“念响回廊”公益项目，在那儿，丁石再次遇到了一群温和坚定的人，她感到自己的根越扎越深，被持续地滋养着。而再次想起那些曾经让她自愧不如的公益人，丁石把他们看作这个行业的一盏灯，他们持续地让自己亮着，以此来告诉其他人，那条路行得通，而至于是不是每个公益人都得走那条“拼命三郎”的路线，丁石已经有了确定的答案，“他们是这个行业尤其宝贵的存在，我还是希望能靠近他们。不过我有我自己的方式，我会把步伐放慢一点。”
当然，在这条路上，丁石依然带着困惑行走着，“公益组织是个强调人文关怀的地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反而没有被关怀和看到。”这是否偏离了公益的本质？可是作为一个微小的个体，她又能做些什么？她依然怀疑着一些事情，依然困惑于一些事情，但如今的她，已经不会轻易地被击退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不配做公益，现在完全不会了，我觉得我很配。”全职工作了三年之后，她头一回有了一种酣畅如意的感觉。
如今丁石重新打开这张社工地图，再次寻找起了自己的位置，她说，她或许才刚刚背上背包，找到了一两个工具；一边走，一边寻找新的工具。“如果整个路程有10米，我大概才走了1.5米，我的背包还比较空，但已经装了一些东西，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同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