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我听说过很多培训学习的项目，等到自己正式成为一名老师，但凡有合适的机会，我都会去报名，但理想和现实总会有点落差。
香港访学申请成功，但由于不可抗因素，为了学生安全着想，取消了活动。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止步于半决赛，与杭州失之交臂，只获得提名奖。这让成为新老师的我，倍感受挫。
有段时间，我甚至错误地归因。平复心情过后，才认识到自己的归因有多离谱、多荒唐。
我开始修复自己的状态，相信只要在路上，就会遇到自己的“彩虹”。
在今年七月，我加入为中国而教，成为未来教育家项目成员，终于来到北京。
很难描述我的心情。
到了2021年的7月，我才抛弃2020年的旧我。
7月25日下午，班级团建，胡椒让我们轮流说感受，第一个人说了他的培训收获。其他的人也纷纷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翻翻找找，组织语言，准备说一些大同小异的官方废话。等他说完之后，胡椒提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感受？什么是收获？”这时，大家才意识到他最开始让我们分享的什么。“感受”是个人情绪，“收获”是知识技能。这个问题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至今为止，我从来没有看见哪个活动组织者会询问成员的感受。在我所经历的集体活动里，个人情绪是容易被忽视的，不管你什么情绪，活动都要举办下去。如果你情绪不对，干不了活儿，那对不起，就换人。之前参加学校的教育故事演讲比赛，我写了一篇《看见》，说我们乡村教育要看见大山、看见学生、看见未来。言之凿凿，情之切切。我鼓励孩子们看见自己的成长，我说，“今天与昨天不一样，自己与别人不一样，千千万万个不一样都值得被看见、被记录”。那么，我作为老师，真的看见学生了吗？
今年五月，我们班参加了一个研学活动。中午，导游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广场上玩“桃花朵朵开”。游戏规则很简单，老师喊：“桃花朵朵开！”学生问：“开几朵？”老师答：“开X朵！”随即几人抱团，没有找到小伙伴的人淘汰。这个游戏我们一共玩了5次，我们班有个小女孩儿被抛弃了5次。我记得最后一次要求6人抱团，我看见她再一次被挤出队伍。她奔跑时的笑容还勉强地在脸上挂着，嘴角不自然地翘起，眼睛再不能弯出好看的弧度。那一刻我很着急，我甚至想替她玩这个游戏，环顾四周看到了对面的5人组，连忙大声叫她去加入，凑齐6个人。她看着我，涩涩地笑，摇摇头。我知道她的顾虑。她已经被自己班上的同学遗忘了很多次，没有勇气和欲望继续这个游戏。她转身看看自己的同班同学，看了看我，又望了望对面的5个人，最终还是拖沓地蹭向对面。那一段距离似乎变得格外地长，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最后的游戏者上，她每踏出一步，她的身体就要短一截。
我看到大家在玩游戏，我看到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我看到有人被剩下，我看到有人被频繁地剩下……我的解决办法竟然是“强制”那个失落的女孩儿继续游戏。我不知道她长大之后会不会记得这次经历，但是我知道我会记很久。那段时间，我非常关注团体游戏，想找到完美的游戏，我不想任何一个人在游戏里体验失败、失落，却也陷入一种困境，既然是游戏，那就有输赢。不知道该怎么办，干脆都别玩了吧。但是那天胡椒说，每个人的感受都值得倾听，并不是说你活泼开朗、嗓门大，大家就都要听你的；他含蓄内敛、声音小，他的感受就不必费心倾听。我试着去回想，她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我不敢确定。如果当时我能去问问她就好了，或许就不会要她加入其他班的队伍。学生间的游戏，完成与否不重要，输赢不重要，快乐最重要，参与的快乐最重要。而关注学生，别只看他表面的行为，花点心思，去看看每个学生的内心。从大二开始，我变得越来越拖拉。我懒吗？不懒吧，至少我接的每一个任务都有一个让人满意的结果。
大一的时候，对世界保持敬畏和欣喜，觉得第三名也是所有平行宇宙里最好的结果。我打开的每一个盒子，都会蹦出一只薛定谔的活猫。我看到了自己的转变和进步，开始对自己有了更高的期待、过高的期待。为了谋求好的结果，我只愿意做自己能做得很好的事情，避让一切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不去报名任何有难度的比赛，只想安安静静地在夜里千锤百炼磨出稿子，白天再云淡风轻地呈现出来。去年有个学妹看到我的新闻稿总集，夸我厉害，问我怎么写的。我只能答，都是熬夜熬出来的。认识我的人说我文笔还可以，但我又深知自己的水平。所以我不想再写新闻稿，不想破坏我的作品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不想让别人说我退步了。就连朋友圈，都不敢发长段文字，害怕露出我的兔子短尾巴。
我总说，如果文字是一片汪洋恣意的海，我就是起伏窜流的带着壳的鳖。
前些天，记录组组长刘小博听了我的自我介绍，想要拉我进记录组，做最后的校正工作。我想，或许可以再试试，毕竟编辑工作是我的老朋友了。大家要在讲座的第二天中午前把初稿发给我，我校正完再发给小博。没有具体时间限制，尽快就行。于是当天晚上我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我端坐在书桌前，准备写点培训心得。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一点，从书桌前到被窝里，我没有写出一个字……尽管这几天的培训让我感到酣畅淋漓，但是当我真的想要写些什么东西时，却发现无从下笔。那种畏惧的感觉，再度袭来。到了第三天，我还没有把校正稿发过去。第四天也没有，第五天也没有……我说，我可能完成不了了。“合理规避风险”，我知道，我一直以来不就在当一个缩头乌龟吗？但我不知道，“逃避”和“不完美”是可以放在一起的。逃避就是一种选择，你选择你擅长的，逃避你不想面对的。既然选择了你擅长的，那你不就应该做到最好吗？我不理解，也不敢理解，万一我认同了这个观点，那我以前对文字的所有坚持就浪费了。
后来班级活动，要求复盘这周的培训，一个组负责一天，完成一张海报。大家灵感迸现，写了又写，改了又改。时间一再拉长，原本规定二十五分钟完成，最后所有组都用了一个小时左右。时间所剩无几，我们还有一大版没有动笔，仍然在激烈讨论。过程中，远帆（协作者）来看我们的海报，她说，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吧。我在想，天呐，这里的人怎么都这样啊！“不完美”难道是一件好事吗？不完美的，难道不是应该抹杀掉吗？大家不都在隐藏自己的不完美吗？谁会喜欢不完美的人啊？谁会喜欢不完美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别人的不完美，为什么不可以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喜欢自己的不完美？盲目的悲观主义是个骗子，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却不让我们参与改变。来北京的第一晚，坐在九楼的阶梯教室，怀着好奇和不安，听工作团队对TFC的介绍。惊喜和敬佩占据了我的脑海，以往，我总觉得工作人员就是发布命令、解决问题的冷冰冰的机器，TFC推翻了我对“工作人员”这四个字的固有印象。从上层理事会到全职工作者、志愿协作者，每个人都与教育、乡村、支教有所联系，不为名利，完全为爱发电。罗振宇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在数字化狂飙突进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被困在系统里。任何职业都有两种工作方式，一种是对人负责，另一种是对事负责。对事负责的老师，关注学生的成绩；对人负责的老师，关注学生的成长。对事负责的护士，关注病人的病情；对人负责的护士，关注病人的心情。对事负责的学校图书管理员，关注书的损毁程度；对人负责的学校图书管理员，根据学生的特质推荐书籍。对事负责，没有错，的的确确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但是，对人负责，才能掀开职业的天花板。当工作者把目光聚集到“人”，他一定会产生某种情怀。TFC的每一位工作者的眼里都是大山里的孩子，这群孩子给了他们足以脱离系统的信念和力量。
在他们与乡村孩子之间，隔了一层我们。大兵哥和许多说，机构与乡村教师、支教志愿者，并不是服务的关系，而是互相成全。他们帮助我们成长，我们实现他们的愿望，也实现自己的愿望。在后来的每一次相处中，都体现了TFC的人文关怀。来到这儿之前，我觉得要想脱离系统，有情怀就够了，关注人就够了。听了理事长武雪松先生在开幕式上的致辞，我又获取了一个脱离系统的关键要素——设计。我立即联想到“打工人”这一名词，我不成熟地认为，没有创新意识的、机械思维的“打工人”，就是困在系统里的人。普通的打工人像系统里一颗日夜不休的螺丝钉，过着千年如一日的生活。而敢设计、会设计的人，可以用创新解决自己的问题。第一次看到TFC的使命“培养促进教育公平的领导者”，我断章取义，“哦，培养校长的。”武先生解释，这里的所说的“领导者”，拥有的不是权力，而是积极影响力。我们要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不被同化，甚至“同化”别人。
作者/骆维娜
2021级未来教育家
教育心语：我知道我作为一名乡村教师，能做的事情很少，却也很多，希望我能够成为黑夜里一颗微弱而恒长的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