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日暮，正午，薄夜，时时刻刻，村庄里到处都能听见孩子欢叫的声音。山上风很大，把这畅快的声浪吹得稀疏又遥远。

我坐在三楼房间的门口，看见高墙隔出一块正正方方的山尖，白云缓缓飘过，最后只剩下一片寂寞而澄蓝的天。

我想，在这云都无法久留的山中，我该怎样让他们看见外部有彩虹也有高楼的世界呢？

——2020.9.24日记片段

小时候总写一篇命题作文，“我的梦想”。成年人仿佛特别好奇心智与能力都尚未成熟的小孩在某天成熟后想成为什么。梦想看似是自身的渴望，但我一直认为这种渴望在很大程度上由我们所处的环境塑造，所以我迫切地想要了解在农村环境会为七八岁的心灵锻造出怎样的雏形。

可当我在班上问“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就是说，你长大后想成为怎样的人”，得到的回应却总是让我感到尴尬。

由于有效的自我表达训练过少，也由于接受外部信息的贫乏，或许每个小孩心里都想过很多，但是却没有办法在公共场合下表达出来。

有一天体育课自由活动时，我坐在一边，几个二年级的小女孩围着我要跟我讲悄悄话，一个平时各方面都优秀的女生在我耳边对我说，“老师，其实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考清华大学，另一个是变得漂亮。”

“你已经很漂亮了。”我说。

几个女孩开始躁动地叽叽喳喳起来，“不，我们不漂亮，我们又丑又胖，没有人会喜欢我们。”

长久以来，我困惑于女性习惯性地对自身的贬低。当这样的话从七八岁的小女生嘴里说出来，除了苍白的鼓励，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她们处于粗糙的环境之中，这种粗糙不仅是物质关怀的粗糙，更是心灵关怀的粗糙。

千百年来，教育常被粗暴地理解为规戒与驯化，在农村环境中，当地成年人对待小孩的方式时常充满精神上的粗暴。无论男孩女孩，都被有意无意地消磨过自尊和自信。

站在性别的维度来看，在这样一个谈论“自由”和“尊重多元化”的时代，成年人在关于美丑的定义上不断博弈；这也是一个技术极为发达的时代，山里的小孩也会接收到来自各种社交软件的信息轰炸。这些来自成人世界的未被分级的信息，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对自我和对世界的认知与评价。

有心的老师和家长不仅给小孩传递正面信息，还会去引导小孩如何筛选正确信息，但在农村的环境中，小孩子只是被时间陪伴着长高长大。

因此，人文关怀的缺乏让很多小孩独自面对外界的侵扰。当他们无法内化外界强加的刻板、冷漠、与暴力，他们便受困于自己的不足，苦于自己的“我不行”，“我又胖又丑”，“没有人喜欢我”。

一个优秀而聪明的小孩可以对自己的外表感到缺憾吗？当然可以。

在这个苛刻又奔忙的时代中，每一个人都惶恐于自己的不足够。但当对于外貌的忧虑让一个小朋友给自己贴上胖和丑的标签，并相信没人会喜欢这样的自己，这会不会是成人世界诸多不健康的观念折射在小孩心中的焦虑？

成年人太轻易说出口的外貌羞辱究竟是源于长大后的严格和冷漠，还是因为我们都曾是这样被对待着长大的小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应该更“政治正确”一点。

落后的环境需要金钱和资源的补足，但在任何一种环境下，每一颗心灵都值得被平等地呵护，每一个小孩都应该被温情鼓舞，这样未来的世界不再有那么多冷漠的成年人。只有当我们对教育的认知不再着重于规训和标准化，我们的教育才不会抹杀自信和独特性。

后来，我听见另外一个小女孩对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说，“长大后，我想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不再做朋友。”

二年级班上有一个小男孩，长得瘦瘦小小，特别容易哭。

刚开学的那几周，几乎每天都会有学生跑来告诉我他哭了，我一开始觉得这是小孩子在学校里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就没有太在意。体育课他总是不出来上，出于对于自由意愿的尊重，我并没有仔细问过他为什么不要上体育课。

某天上体育课时，我解散了其他学生后，就发现他不见了。后来找了一圈，看见他一个人蜷在停在校门口的车下哭。我过去问了好久，最后他哭着对我说班上的其他男生都不愿意跟他一起玩，所以他不想来上体育课。

没过几天，他因为被其他同学不小心撞到在地上蹭破了手臂，哭。

再后来，放学后，我路过教室，看见他被另外一个男生追着欺负，哭。当时我无心调解，敷衍地说了另一个男生几句就走了。我去洗碗池洗东西，他静悄悄跑来我的身边，拿刷子帮我刷洗碗池上积起来的水，我们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了，开玩笑问道，“哭好了？开心了？”

他没理我，有些鄙视地说，“你怎么洗东西不知道扫水？”

年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哭。有人将哭泣解释为人类的应激本能，有人将它升华到只有人类拥有的高级交流模式，消极的情绪表达将孤单的我们紧紧连结在一起。我原本不想过多在意小孩子的眼泪，因为心智脆弱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会将他们刺伤，我告诉我自己，这个极易流泪的阶段会慢慢过去。

但有一天，我突然想，为什么明明是很痛的事，他却这么轻易地就选择闭口不提？为什么童年要过得辛苦，这么小的年纪就要自己面对恶与暴戾？

我隐隐感觉到，所有小孩的心里都有难以言说的伤痛和愤怒，但当他们看见你，依旧向你露出柔软的肚皮，想你抚摸一下。想到这些，没法不难过。那么，我想要自己变得温柔细腻，是因为看见了他们坚硬的外壳，还是柔软的肚皮呢？

在这短短一个多月的相处中，我逐渐意识到作为一名好老师，我们不仅要教给他们知识和规则，还需要具备同理心的觉察，和有耐心地与他们共情，从细微之处感受人性的怯懦与宏大。

后来，一个性格强烈的小女孩也曾对我说，“爸爸妈妈分手的时候，我和弟弟躲在房间里哭了很久很久。”

过去的一个月里，我说过的最冷漠的一句话是，我不想教他们xxx，因为他们太没天赋了。

在对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的鼓吹下，当今中国教育模式极力向着西方国家所谓的先进制度靠拢。从各项中学生奥赛到自主招生考试，我们的筛选模式看似更加多元与开放。上至教育界领导，下至各地老师，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在教育纲领与教学实施中都被反复提及。

更加多元和包容的教育制度看起来确实很公平，分数不再是我们评价一个学生的唯一标准。但在这个筛选过程中，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强调了什么，又淘汰了谁？

在国外上学时，我的一个好朋友学术能力优秀，表达能力极强，再晦涩难解的研究文章她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读出来，并且很快给出自己的见解。我曾经问她是不是从小就很有学习天赋，天生适合学习。

她告诉我，不是这样的，她的爸爸是美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她的妈妈是哈佛博士后。从小，她的父母从来不用跟小孩说话的语言沟通。在对话中，他们使用高深词汇和难懂的语法来充实她的大脑，以此训练她的理解表达能力。

当我来到这里上课，我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小孩在公共场合下普遍内向而且语言贫乏。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成长阶段，由于家庭缺乏对儿童早期智力发展培养的意识，不仅是语言体系，对于知识的理解，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对于特长的展示，对于爱好的寻找与热情，他们都显示出严重的营养不良。

比起那个聪明的天才少女，他们缺少的是什么呢？

人没有生来具有的天赋，所有的天赋最初都是源于家庭的培养和漫长的习得。这里小孩的父母普遍文化程度低，我遇到不止一个家长跟我说在家没办法辅导孩子的作业。唯学历论不可取，但在这个社会中，人的弱项不仅总是环环相扣，并且具有极大概率的遗传性，这种遗传性非生物基因决定，而是由社会基因相传。

当我们说一个人没文化，嘲讽一个社群的人“民智未开”，我们便将帽子扣在个体的头上，却淡化了制度对于个体发展的限制。当所有人都该为自己的笨拙与落后负责时，真正应该被省思和改革的东西就永远地透明了。

美国哈佛父母和中国农村父母的小孩，折射出的仅仅是两种社会阶层的差异吗？我想我们更应该意识到的是我们现在所推行的教学和选拔制度的割裂性，这样的割裂性，由长久以来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助力。当我们挥舞起多元和开放的旗帜，我们在与怎样一群等待启迪的灵魂割席？

多元与开放从来不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原罪，但是现有政策所讲的多元在90%的情况下都只在为城里中产阶级或以上家庭条件的小孩谋福利，假民主假多元与实际上固化了社会阶级。

我们现在讲的多元，仿造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选拔制度，这个制度起源于美国高校试图减少学校内的犹太人和亚洲人的录取率。

在美国，你可以因为会游泳会踢足球而收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北京一所精英高中的小孩父母直接请来了哈佛的游泳教练来给他的小孩暑期培训，这是多元带来的普惠性公平吗？

真正考虑适用性的多元应该由政策层面对经济条件处于劣等地位的地区做出从教育教学出发的优惠。当多元和开放依旧为高考的选拔和淘汰服务，却忽略了以个人成长为本的培养，多元和开放便成为了对人、对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社群的发展更为残酷的抹杀。

费孝通曾经讲过，从任何层面来讲，一个人文化水平高低并不能反应ta智力的优劣。作为一个在城市先进教育下长大而此刻落脚于乡村的老师，当我轻易地说出他们很笨他们没有天赋，我想我也成为了被既得利益麻痹后武断的旁观者。

在我跟别人谈起我要去农村支教的时候，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经济的贫困和条件的落后。现如今，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下，乡村学校的硬件条件相比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多种多媒体设施在教学中被广泛推行使用。然而，仅仅是硬件的配备足以使我们常谈的“教育扶贫”实现吗？

在这里，需要被扶贫的即教育本身。所谓“扶”不止是物质资源的大量投入，常被忽略的是对于现行制度的反思——在一个有十四亿人口且地域差异巨大的国家，我们真的能制定出一套完美的具有普适性的教育政策吗？对大环境的思考——我们的选拔制度是否在固化小孩的原生阶级？最后，对于心灵关怀的重视——我们能教他们知识与技巧，但是我们怎样教他们自爱与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