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你对他的好，他都能看得见，我不希望这些农村孩子以后的生活只有柴米油盐。”支教青年用行动积极影响学生，为农村教育一点一滴注入力量。
“你对他们好，他们都能看得见，我不希望这些农村孩子以后的生活只有柴米油盐。”支教志愿者说。
2012年8月底，10名大学毕业生在北京经过一个月培训后，踏上西行列车，以公益组织“为中国而教”（Teach Future China，以下简称TFC）支教队员的身份在陕西农村支教两年。
近三个月时间过去，他们渐渐适应当地生活环境和教学方式，全身心投入支教工作，虽累然而却快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们也在寻找人生的方向和目标，通过“做有意义的事情”为农村教育一点一滴注入力量。
理想“着陆”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并不等于幻想主义，坐着什么都不干。”马慧明说。
大学时代喜爱骑自行车，大三那年暑假，从上海出发，沿着318国道一路骑行至拉萨，耗时一百多天。时至今日，那张骑行在雪山之下公路边上的照片，已成为他讲课的教学素材。
2012年8月24日，马慧明来到周至县楼观镇东楼小学，算起来已是这位海南大学毕业生支教生涯的第二年了。去年是在河北的一个学校带毕业班。“那边条件没有这边好。”他说。
到东楼小学支教，马慧明觉得一切都自如了许多。“还是教数学，这里学生的成绩本来就好，我所带的六年级就一个班，总共11人，全镇数学成绩第一、第二和第四名都在我们班。”
马慧明会想出一些办法来丰富教学方式，如制定《小学生结对互助记录表》，让学生之间相互帮扶；网上搞募捐为学生购买小白板；确定班级口号,一句“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学生们喊出来,欢天喜地。
学生与教学之外，马慧明会经常思考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那些年轻人的事情，他认为很多人太过浮躁，过于追逐名利与社会人脉，缺乏信仰，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和他们一样，这也是当初他参与支教的缘由之一。
“就是想让自己的心静一静，其实支教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志愿者本身，这种经历是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马慧明说，对于那些学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去影响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让他们对某个学科甚至学习本身产生兴趣，这就足够了。”
怨言与感动
周至县是TFC今年在全国新增加的支教合作点，来此支教的队员共有10人，被分到周至县3个村镇的小学、初中、高中总共4个学校。
王洪琦颉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新疆乌鲁木齐人。个子不高，一身学生装扮衬托得她那张娃娃脸更显稚嫩，走在校园，完全是高中生的样子。
大学毕业那会儿，全专业除了她一个人，都选择了读研或者出国。“上大学的时候，我旁边很多年轻人，他们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生活环境对他们个人成长帮助很大。”王洪琦颉说，但有的同学在谈论社会基层的民生等问题时，所搬出来的一套套理论让她难以认同。在她看来，城市是没办法体验这些真实生活的，要体验就必须接地气，经过生活打磨一番。
想到乡村教育的欠缺与自己大学时候的切身体会，王洪琦颉觉得应该要以“包容心、悲悯之心去体验每个人的不得已”，而生活也着实让她与团队另外两位女生真真切切体验了一把“不得已”。
王洪琦颉所在的周至二中，教师宿舍本来就不够，由于学校入学人数增加，再加上实习老师、支教志愿者的到来，学校住宿问题尤显紧张。一开始住集体宿舍，没过几天又搬进一栋“上了年纪”的筒子楼，过道积水，没有灯光。后来，她们又搬到一位管后勤的老师家里。
经过学校协调，最终解决了三人的住宿问题。她们搬进学校大门一侧的空置房间，虽然没什么家具，但光线充裕，解决了居住已经让她们相当满足。上网聊天，她们偶尔也会向其他学校的队友抱怨一下这番经历。
与学生们在一起，三个女生也有属于她们的欣慰和感动。毕业于中山大学的褚杰是山东人，不适应这边的饮食，“特别是辣椒，吃了就过敏，脸上长很多痘痘”。一次课间休息，一位学生给她拿来两瓶祛痘与抗过敏的药，“那个时候，真的很让我感动”，连教师节学生送的小礼物，也会让她忍不住流泪。
在网络日志中，褚杰写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拥有一种很强的安全感，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信任，愿意跟我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心事，我也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如何引导他们。”
对褚杰她们来说，支教并不只是付出的过程，她们从中也得到了很多。三名女生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一周二十甚至三十节课下来，疲惫不堪，却乐此不疲。“你对他们好，他们都能看得见，我不希望这些农村孩子以后的生活只有柴米油盐。”
寻找方向
外人眼里,支教队员学历骄人,除了佩服还有不解；领导眼里,支教队员朝气蓬勃,被形容为“新鲜血液注入乡村教育”，而在支教队员眼里，除了教书育人，他们也在寻找更精准方向的人生和目标。
见到胡斐娟那天，她正忙着组织班里学生大扫除，瘦小的身子几乎被身旁几十个学生淹没，教室过道时不时会有一群男生追逐跑过，几句脏话脱口而出。现场的一切让胡斐娟显得有点无助。“可能我们班纪律比别的班差一点，不过他们都是很听话的学生。”她略带尴尬。
胡斐娟在骆峪镇九年寄宿制学校支教，与其他学校不同，这里的三位队员都担任了各自班级的班主任，不但要上课，班里所有事情都得亲自过问。
有时候学生打架,撕扯着去找她评理，双方讲着语速极快的方言,一阵“哇哇……”过后她没听懂,再一阵“哇哇……”她依然一脸茫然。最后,她的表情反倒惹得学生一片笑声：“老师,我们没事了。”
2011年新疆大学毕业，胡斐娟找到了一份在旁人看来很不错的工作，在新疆农大附中做行政，很清闲。“但是我心里一直稳定不下来，觉得工作太清闲了也没意思。”
无意中在网上接触到“为中国而教”支教项目，心里的那股热情一拥而上，索性辞职去了北京参加公益组织。“我妈妈比较开明，也没怎么反对，只希望我能干一份自己真正喜欢的行业。”胡斐娟说，之所以选择支教，“也是希望能在这两年期间想清楚自己以后该干些什么。”
有时候,与本地老师聊天,他们也会不解：“大学毕业不好好找工作,来这儿到底图个什么？得到了什么？”志愿者们没法回答这类问题，就算有答案,很多人依然难以理解。“其实我们就想在年轻的时候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胡斐娟笑了笑说。
此外，她还会留意关注那些乡村教师到底需要什么，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为将来的研究机构或政府决策者提供一些真实素材，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难题。
两年支教期限,队员们也坦言,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提高教学成绩，还要尽可能多地关注学生,帮助他们树立起自信,不再自卑和胆怯,“等到他们离开学校步入社会，不管干什么,也都会有好的心态与素质”。
支教对志愿者自身大有裨益，也几乎成为共识。“自己想在这里找到大学里丢失的东西，认认真真地去干好一件事情。”南开大学毕业生刘琦告诉记者。
两年过后，他们也许会选择之前抛弃的道路，读研、考公务员、找工作。床头一侧的刘琦，有点不太去考虑往后的事情，但“想到现在的一切，还是觉得挺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