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因支教而改变


支教老师在给孩子们上课。

  编者按

  萧伯纳曾说过:“当两个人交换一个苹果,得到的还是一个苹果;交换一种思想的时候,得到的却是两种思想。”

  繁华都市里的大学生、海归、白领,边远贫困地区的学生,他们本无交集的人生,因为支教有了交叉,而他们交换的不只是思想,而是为彼此打开了一扇窗。

  八月,支教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记者走近一些支教志愿者,看他们如何改变了学生,他们的人生又怎样被支教而改变。

    情结

  为什么支教?究竟想要什么?这是每个支教志愿者都会被不止一遍问到的问题。

  周默(化名)面对这个问题表现得颇为坦然。

  今年5月,周默从美国一所大学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返回故乡长沙。作为一名海归,他没有像父母、朋友期望的那样,找一份不错的工作,而是选择了“为中国而教”(以下简称TFC,Teach For China的缩写)公益组织,成为一名支教志愿者。

  周默说,他选择做支教志愿者,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并且征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见,甚至和父亲进行了多番唇枪舌剑。

  在美国读书期间,他结交了很多朋友,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做公益的经历,并且不止在美国做公益,而且到非洲或者参加联合国的一些项目组织。

  受美国朋友的影响,周默在认真思考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如果按照父母的意思,回国找一份工作,可以获得不错的薪酬,然后买一套房子,再然后结婚生子……自己未来十年甚至数十年的生活,一眼就能望到头。

  “从国外回来的人,都大同小异,唯一的差别在于,我们是否思考过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周默说,“我不想要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

  当他想到要花两年时间到边远地区支教时,第一个支持他的是同样在美国读书的女朋友。他还向一个在商业方面非常成功的朋友咨询,朋友告诉他,“如果你已经吃穿不愁,你应该有更高的追求,追求自己人格的完善。”

  然而,周默得到的并不全是支持。

  父亲就反对他做这样一件“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的工作,为此,周默很是花了一番工夫来说服父亲。

  父亲告诉他,如果不想工作可以在国外继续深造,周默说,国外深造的人恰恰需要这种实践。

  父亲甚至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正在受穷,你这样做就是不孝。”周默说,“如果是这样我立马就出去找一份工作,但问题是,你和妈妈不都好好的吗?”

  就这样,7月份,周默来到北京,参加TFC为期一个月的岗前培训。

  在TFC,周默结识了一批志愿者。

  小宋(化名)是他的一位“前辈”。

  小宋的情况和周默完全不同。小宋来自江西省赣州农村,母亲是地道的农民,父亲是一名当地老师。2012年,小宋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在昆明市一家房地产公司找了一份市场调查的工作。但仅仅一个月之后他辞职不干了。

“没有意思。”小宋说,“当时觉得干什么都很没有意思,特别不喜欢城市生活。”

  回想当时的情形,小宋说自己的思想处于比较“虚无”的状态。

  对此,TFC秘书长柳旭说:“大多数加入我们志愿者组织的,都或多或少有一种情结,或教师情结,或公益情结,但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在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内心处于迷茫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选择来做公益。”

  TFC的志愿服务时间是两年,志愿者选择起来都还比较慎重。

  相对而言,一些短期的暑假支教行为,选择起来就不需要太多的深思熟虑,但大多数也有一种情结在里面。“不是虚伪,而是我确实从小就有支教的愿望。”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大三学生徐赟超说。去年暑假,徐赟超参加了华东政法大学“华政微公益”社团,走进四川大凉山的大山深处,成为一名支教老师。

  实践

  虽然支教之前小宋的思想比较“虚无”,但支教一年,他并没有把这种思想传递给他的学生,相反,他想渗透给孩子们的,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处事态度和方式。

  去年9月以来,小宋在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大滩镇一所区域小学——三扎拉小学做支教老师,担任三年级的数学、语文和体育老师。

  “我们的到来,一是弥补当地教师的结构性缺编,二是希望带给当地孩子们一些新鲜的东西。”小宋说。

  就按部就班的教学来说,小宋说他作为一个“菜鸟”级的老师,肯定没有几十年的老教师经验丰富,考试成绩可能不如他们,但“我想培养的是具有公民精神的未来公民。”小宋说。

  赴任一个多月,小宋即带领三年级的孩子们颁布了《班级宪法》。

  “为了保障三年级全体学生的自由、安全和各种权益,特颁布本宪法。”小宋和孩子们的《班级宪法》,基本参照美国的宪法文本,分序言和具体条款两部分,涉及宪法的基本精神和文明礼貌、学习、生活和安全管理四个方面的规则和惩罚措施。班级宪法不仅贴在班级的墙上,而且打印出来,学生们人手一份。

  此外,依照美国的“三权分立”,他引导孩子们在班上成立立法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三个委员会。

  一次,两名同学没有交作业,在自己的课堂上,小宋宣布“开庭审理”。

  虽然只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但模拟的庭审现场有模有样。班里的九大法官悉数登场,被告、原告分立两侧,原、被告均请能说会道的“律师”辩护。小宋默不作声地观察学生们的表现。

  最后,“法官”宣布审判结果:两名未交作业的学生罚擦黑板两个星期。

  “可能孩子们的心智还不足以理解法律精神,但我相信这种类似游戏的教育方式,会在学生们的心灵留下印记。”小宋说,“我的目的是教他们从小学会遵守规则,尊重规则,未来做一个有公民意识的人。”

  这些是当地按部就班、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们做不到的,从他们对小宋这种教育方式的评价可见一斑,“嗯,小宋,有想法。”

  除了正常的教课,小宋还在努力做一些启蒙的工作。

  小宋在网上得知,有一个“燃灯者计划”的公益组织,支持在乡村学校建立图书角,小宋就在网上递交了申请,在三年级建立了一个图书角。

  三扎拉小学是寄宿学校,晚上孩子们上自习,不想学习的时候,小宋就给他们读书,《窗边的小豆豆》《小王子》《世界著名童话故事》等书,小宋已经读完了。

  电影也是对孩子们进行艺术启蒙的手段。没有投影仪,小宋就用自己的手提电脑给孩子们放电影,“意义在于给孩子打开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户。”小宋说,支教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陪伴,陪伴孩子们度过两年有意义的时间。

  志愿服务能给孩子们带去什么,这也是TFC在给志愿者做培训时着力启发的。

  对此,周默已经有自己的思考。

  “我想带给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周默今年9月要去支教的地点已经定在黔西一所小学。对于黔西,周默还没有去过,但印象里,那是一片“好山好水好贫穷”的地方,“我希望给孩子们一种印象,不管怎样,生活是有希望的,即使你一辈子走不出大山,但一定要知道,山外有水,水外还有你到不了的世界,你一定要保持希望。”

  改变

  前往四川凉山支教时,徐赟超买了200块钱的湿巾装在他的蛇皮编织袋里。

  去之前他就听前辈说,他将支教的索玛花小学不通水,通电但不能保证有电,几乎没有人能有幸逃避跳蚤。因此,徐赟超是做好了两个月不能洗澡的准备去的。

  即使如此,徐赟超还是被当地的赤贫震惊了。

  在学校,他们6个志愿者每天只有两桶水用来吃、洗、刷牙。

  为了掌握学生们的情况,在网上为他们寻找一对一的资助,他每天下午4点半上完课要去学生家里家访。

  学生家里,几乎清一色的土坯房,地上挖一坑就是灶,支两块木板就是床,极少数家里有电视。当地农民以种土豆、玉米为主,人吃不完就喂猪。种花椒是唯一的经济来源。

  “去家访我才知道学生们多么不容易,从家里到学校通常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回要5个小时。”徐赟超感慨地说,“如果是我,肯定坚持不下来。”

  因此,支教结束回到上海,徐赟超有一种“罪过”的感觉,生活和学习更加勤勉。虽然只是短短两个月的支教经历,徐赟超说,公益将是他这辈子不会放弃的事业,有能力的那一天,他将拿出自己收入的20%去帮助那些真正贫困的孩子们。

在这方面,柳旭就走得更远。

  一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柳旭加入TFC,成为河北省青龙县的一名支教老师。一年之后,她被该组织任命为秘书长,成为该组织的一名专职管理人员。

  更早之前,她有机会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所小学支教。她走之后,由于学校没有继任老师,柳旭便通过个人力量,在网上招募了多批志愿者,勉强支撑小学的教学工作。

  这一经历,让柳旭找到了比做导游——她大学学俄语,方向是贸易与旅游,曾经做实习导游更有意义的人生。

  “我已经把公益作为我选择的事业,至少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是这样的。”柳旭告诉本报记者。

  曾经感到“虚无”的小宋也坚定了自己的事业选择,那就是当一名老师。

  “我现在觉得心灵很平静,这是支教于我最大的收获。”小宋告诉本报记者,虽然到哪里当老师,当什么类型的老师还不能确定,但她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慢慢考虑,她人生的方向已经确定。

  收获

  在本报记者的采访中,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志愿者老师——周晓芳。

  2009年,山西师范大学美术专业毕业的周晓芳,作为国家西部计划的一名支教志愿者,赴甘肃省山丹县陈户中学支教,服务期是一年。

  然而,近日,记者打电话给周晓芳,她仍然在山丹县,并且已经成为山丹县育才中学的一位正式教师。

  “刚来的时候,学校的老师都说,这个女娃子坚持不过一个学期。”周晓芳说,因为陈户中学的生活条件实在很艰苦,冬天屋里只能烧一些牛粪,呛鼻不说,穿着羽绒服还冻得直打战。

  一同支教的几位志愿者先后都离开了。周晓芳也时常想家,那年寒假回家看望,她也动了不再回去的念头。但那里的老师劝她,怎么也得坚持一年啊。

  周晓芳又回来了。

  周晓芳除了在学校政教处帮忙,还担任初一、初三8个班的美术课老师。

  由于山区学校对美术教育不重视,周晓芳的美术课经常被其他主课老师占课。周晓芳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更多的乡村孩子接受专业美术教育。

  于是,周晓芳决定在学校开设美术兴趣班,义务辅导学生画画。

  学校没有闲置的教室,只有一间放杂物的仓库,周晓芳清理干净后,起名“蓝天画室”,让孩子们在课余时间也能学习画画。

  有一个叫周丽萍的女孩,画画很有天赋,可是家里条件不好,没钱买画具。周晓芳知道后,为她买来全套的画具,重点培养。一年后,在她的悉心培养下,周丽萍凭借美术特长考入山丹一中。发榜那天,周丽萍的父亲拿着600元钱,满眼泪花地硬要塞给周晓芳,被她婉言拒绝了,她说:“我教孩子画画,不是为了挣钱,把钱用在孩子身上吧。”

  在当好美术老师的同时,周晓芳也没有忘记自己“志愿者”的身份。陈户的孩子们大多都是留守儿童,孩子们在最需要父母疼爱的时候,却成为没人关爱的“孤儿”。为此,她萌生一个想法:在学校建立了“留守儿童之家”,让孩子们在学校感受到家的温暖。

  在她的积极筹划下,“陈户留守儿童之家”正式成立,并设立“悄悄话”信箱。每天下午课外活动,“留守儿童之家”就挤满了孩子。有的在下棋,有的在看书,这里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当孩子们有伤心事的时候,这里又成了“心理疏导室”。每星期三晚8点,“留守儿童之家”是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围在周晓芳身边,她操作着电脑,连上视频,让孩子们与在远方打工的父母通话。

  13岁的学生史莉家庭非常困难。当得知她要辍学时,周晓芳便拿出自己的工资为孩子缴纳学费,贴补生活费,近三年时间,在她的关心照顾下,史莉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开学那天,史莉眼噙泪花,紧紧地抱住了周晓芳。

  2010年暑假,周晓芳回了一趟山西老家。妈妈哭着说:“孩子,你这次回来,就别再去了,你一个人在那边妈妈不放心。”而此时,周晓芳收到了孩子们从千里之外寄来的贺卡。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扎根西部,坚守山丹!

  2011年7月,正值山丹县实行乡镇学校撤点并校,周晓芳被分配到山丹县育才中学,她续签了三年支教合同,并在业余时间到山丹县蓝天艺术学校义务代课。2012年,周晓芳参加全省万名大学生下基层活动考试,以山丹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

 “你后悔吗?”记者在电话里问。

  几乎没有犹豫,周晓芳回答说,“不后悔。只是遗憾不能在父母身边照顾。”

  如今,周晓芳在山丹县收获了自己的爱情,爱人也是志同道合的老师,因此,虽只身在外,她并不感到孤独。相反,她觉得在相对贫困的甘肃普及美术教育,她感到充实而有意义。(本报记者 宋利彩)

  我感谢支教的经历。

张芳教孩子们跳舞。

  口述人:张芳

  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声乐表演系毕业,目前在天津东丽区务本一村小学任教。

  我是学美声的,声部为女中音,就像关牧村那样。我两岁就登台,师从名门,大大小小的奖也拿了不少。2008年从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声乐表演系毕业后,我就被中国武警政治部文工团录取,接下来,本应是坦荡的“星”途,但我却选择了支教。

  其实,我大一时就想支教,本来想去西藏,但当时我母亲很反对,担心我身体弱受不了,支教的事也就压那儿了。但我的心里从没放下过支教。

  2009年,还在北京演出时,我接到了父亲“通风报信”的电话:“天津市‘三支一扶’开始报名了,你是否考虑。”我想到,在本市农村支教,妈妈肯定能放马了,我立刻让父亲帮忙报名,经过考试、面试等环节,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支教老师。

  很多人不理解,说我放弃了北京那么好的发展机会,但我自己最清楚,我读过不少支教的故事,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对生活充满渴望,我想带给他们希望,我想成为能给别人带来希望的人。所以我兴高采烈地卷上铺盖,从位于天津最西边的家,跑到天津东边的东丽区务本一村小学,任教一至六年级的音乐课。

  在我来这里之前,学校的音乐、美术课程都是由语文、数学老师“代教”,加上学校缺少乐器,这些农村的孩子们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

  支教的第一课,我就非常挠头,明明弹的是do、re、mi,他们唱的却是fa、so、la,而且还唱得特别起劲,让人又气又好笑,但我能看得出孩子们对音乐的渴望。所以我自创歌曲,与孩子们互动弹唱,变着法儿授课,找出最适应孩子们的学习方法,在循序渐进中,孩子们“开窍儿”了。

  为开阔学生们的视野,我开始带他们参加各种比赛,看到孩子们捧回的一些奖项,我比自己得奖还激动。

  孩子们是可爱的。一下课,她们会围着我问东问西,把心爱的小粘贴贴到我身上,给我画画;一个要转学的女生特地跑过来跟我告别,手里攥着两个小小的许愿瓶,告诉我不要忘了她……

  在我心里,这种“可爱”比舞台更有吸引力,也坚定着我留校的信念。如今,我已经“转正”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我知道,只有不断地让自己沉淀,充实自己,才能满足孩子们的一个个期望,才能真正地给别人希望。我感谢支教的经历。这样的青春很热血,也很有价值。(本报记者 高丽/整理)

  专家对话

  尊重他人 传承责任

  对话人物:

  来超,西部阳光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刘斌,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负责人

  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记者:您认为志愿支教者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

  来超:志愿支教,最重要的是具备尊重、平等、包容这种相对正向的社会心理态度,知道怎样尊重别人、怎样传承责任,什么是包容等基本的意识形态。

  卜卫:我认为是尊重和平等。如果志愿者能以尊重和平等的态度支教,不仅对农村学生是一种真正的无伤害的支持,对自己的成长也有所裨益。

  记者:不同的志愿者参与支教的初衷也不尽相同,对此,您怎么看?

  来超:一个人怀揣什么样的动机并不那么重要,只要不是怀有恶性的动机都无可厚非,比如他就是想多一次支教的体验,就是为了履历上弥补社会活动的缺失,这些都可以理解。支教还没上升到必须为社会作出什么贡献这样的高度。

  刘斌:相对来讲,大学生是一个更具有理想情怀的群体,他们花一个暑假的时间,或者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或者为了交友,或者为了证明自身的价值,都是为了自身状态的改变。所以,对于不同的动机,不应简单的批评,更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

  记者:支教对志愿者的成长有哪些帮助?

  来超:支教可以弥补校园社会教育的缺失,特别是对于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可以使他们的眼界更宽,他们会更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会变得不同。

  刘斌:在支教的过程中,通过与人合作、在陌生的环境中学会生存,可以实现个人自身的成长。支教让学生更了解底层的社会,在他们心里埋下一个种子,长大以后会对社会贡献更大。同时,支教也给学生提供了交友的平台。

  记者:到打工子弟学校或者偏远地区学校支教能给当地的孩子带去什么?

  刘斌:这一点一直以来是有争议的。但总体来看,即使是短期的支教,志愿者带给孩子们的更多是正向的影响。当前,农村有大量的留守儿童,哥哥姐姐陪伴他们度过一个暑假,即使是短期的,只要真心对待他们,就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爱。其次,志愿者的教学内容具有补充性,可以为孩子们提供另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

卜卫:能给当地的孩子带去什么要看当地的孩子缺什么,要看当地学生的需求。我认识一个体育大学的学生,四年期间一直坚持给流动儿童上体育课,因为他们没有体育老师。一到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就到村口去等老师,这就满足了孩子们的需求。

  记者:志愿支教中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刘斌:从出于增加个人体验的角度去支教,是为了支教而支教,而不是站在改变乡村教育现状的角度去支教。支教停留在课程方面,存在把手段当目的的问题。其次,大量团队志愿者没有经过培训,缺乏团队建设,也缺乏对支教的理解。不少大学生团队一般5月组建,6月考试,7月就出发,虽然数量庞大,融合度却很低。还有,志愿者缺乏对当地的了解,没有站在受益人的角度分析,不愿投入时间和精力了解当地基本情况,比如学生数量、处于什么水平等。更理想的方式是可以有先遣队踩点。另外,没有好的传承,不能进行教育、教学个案的积累,存在每年从头开始的问题。教育理念上,大部分停留在老师讲课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式,而没有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模式。这些矛盾的东西,造成课程进行不下去,不能完成既定的活动目标。所以,团队的建设至关重要。团队建设要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对乡村教育理解的大问题,包括乡村教育的现状、背景、满足的形式,有哪些更好的途径等。二是项目设计的能力,即支教要清楚教育目标是什么,要具备通过课程、家访等形式细化目标的能力。三是团队管理的能力,要能够随时解决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本报记者 宋利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