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夏末，我和湖南地区的志愿者们汇聚在安化县某学校的食堂里，一起准备着分别前的最后一顿大餐——一周后，大家就将会被派遣至不同乡镇的村小开始为期两年的支教。

我坐在灶台对面的石阶上，看着锅中炖着的肉和土豆咕嘟咕嘟地冒泡入了神——

“多哥，你为什么要来支教呢？”一旁2017级的志愿者王思衍忽然而来的问题将我的思绪从锅里捞了出来。

这是一个自打做出支教决定起，便在我耳边萦绕不绝的问题：我的同学、朋友、亲戚、面试的工作人员、一起参加岗前培训的未来教育家成员、路上偶然耳闻的村民，没有人对此是不好奇的，“你为什么要来支教”如同“吃了么您”一样，彷佛成为了人与人之间见面打招呼的必备提纲。

“如果你想听虚假的，我可以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复；如果你想听真实的，那，我还有没完全想好。”看着思衍师兄，我摸了摸脑袋。

“我不太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2020年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我来到一对姐妹俩的家中做客，姐姐慧子之前在村里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妹妹燕子则跟着父母在广东上幼儿园。我们两位支教老师的到来为已经荒废的学校带来了新生力量，英家小学就此重办，也使得姐妹俩终于有了一起在村里就近读书的机会。

那天是夏至，正逢父亲节。吃晚饭的时候，她们的父亲打来了视频电话。

因为疫情，找工作变得艰难，在广东打工的他新找到的工作每天上12个小时的夜班，两个孩子与父亲的交流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少。当两个小家伙的一天即将宣告结束的时候，她们父亲的才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

慧子看到父亲才起床准备吃饭，便将起床后的第一顿饭定义为“早饭”，于是她对着电话那头的父亲和母亲脱口而出了一句：“我们的晚饭是爸爸的早饭。”

那一瞬，我像是被某种电流击中了一般。

那样一句如此自然的表达，让我感到孩子们是天生的诗人，而生活就是他们的文本。于是我鼓励慧子把自己的心情或是想法记录下来，创作一首属于她的诗歌。

慧子有点害羞，她平时在学校里对于不确定答案的表达也不够勇敢，所以创作一首小诗是个漫长的过程。与此同时，一旁的燕子则显得更有兴趣也更活跃，甚至直接就给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于是我便邀她一起加入了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我只是一步步引导着她们讲出她们自己的话，给出的答案，这是她们自己的探索。

从慧子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抬起头，傻傻地望着这片夜空，就像飞机经过学校上空时班里的那帮孩子一样。这是一场只有在乡村这座美术馆里才能看到的画展——交错的路与远处的桥，伴着山的侧脸与树的背影，一同托起了这满天的星河。

我满心欢喜地走在回学校的路上，不知道那天过后，勇敢的星星会不会多上那么两颗。

然而当我真正融入了乡村的生活，不再局限于一个“外来客”的角色时，我发现支教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冗杂，所谓的“社会的巨大期待”其实是我在“给孩子们带来巨大影响”的美好愿望下施加给自己的精神枷锁。当我主动地打开自己，去观察所处的环境，去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与学生、与村民建立连接，支教最终就会被细化为一件件力所能及，举手之劳的小事。

在支教的第二年，我对于“走近乡村”与“走进乡村”有了更多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逐渐觉察到自己的笔和眼睛到底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于是我开始利用周末的时间奔走在安化县的六个乡镇之中，走访为中国而教与安化县教育局合作的十所校点，希望能够发掘更多志愿者的故事，捕捉更多乡村学生的瞬间。

当我行走在奎溪镇的木榴村，我感受到了胡程老师杯舞乐团的律动；当我行走在羊角塘镇的柘木村，我看到了宋词老师国画启蒙的色彩；当我行走在小淹镇的碧溪村，我听到了吴清玲老师“小小朗读者”的书声......我渐渐意识到，即便我们都不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在两年的探索中，我们可以带给孩子们的，也绝非课本上的知识而已。

时至今日，我仍然会经常回想起两年前的那个夏天，思衍师兄听了我的回答后语重心长对我说：“支教是件小事，希望你能把这件小事做好。”

你，愿意来做这件小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