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超逸，一位投身教育事业八年的理想主义者，他曾是扎根滇东北的支教老师，坚守仅有二十多位老师代课的山村小学，后来，在大理创办营地，探索教育新可能。
他在回忆支教时光时感慨：“八成是痛苦的，剩下那两成，让人上瘾”，这句话恰似一个精准的注脚，勾勒出他从应对 “28 分班级” 的支教老师，到大理 “走走营地” 项目制研学教育创办者的蜕变轨迹。
本文作者是来自 “为中国而教” 的 “公益墨客” 张怡楠，让我们一起跟着她的笔触，了解和超逸老师的故事 ——
和超逸，内蒙古二连浩特人，参与为中国而教云南地区支教三年，参与贵州田字格小学乡村教育创新实践两年，在云南大理创新学校任职一年，现为在研学和乡村公益方向探索的创业者。
他好像拿到了“不合世俗成功”的人生剧本，自动化专业毕业，按理说应该做工程师，进大厂，或者按家里的安排去考军校，走一条稳妥的工科生坦途。可毕业那年，他毅然独自一人背着包去云南支教。这个叛逆的决定让他和家人吵了一个多月，也让他在支教的三年中充满痛苦与压抑，有一次甚至生气到吼到嗓子失声，但奇怪的是，离开后，他却对这段记忆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三十岁出头的他，已经在教育的路上走了八年——从支教老师、创新教育探索的一员，到如今在大理创办“走走营地”，做项目制学习的研学教育，平衡“吃饱饭”与“教育的理想主义”。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觉得他倔，毕竟，这个选择并不划算，收入不高，压力也不算小。为什么会对这段痛苦的日子流连忘返？一个自称敏感的人，如何在一个平均分28分的班级里找到被需要的感觉？在抛弃了工科剧本后，他如今又如何安放这份强烈的公益执念？带着疑问，我们与和超逸来了场深入对话。时间倒回2017年，那时和老师还是自动化专业的学生，整日沉浸在数学公式和电路图中，但内心一片迷茫，生活与未来仿佛都笼罩在雾蒙蒙的灰色中。“天天在宿舍打游戏、谈恋爱，对自己现在的专业不太感兴趣，就这么混了三年。”和老师笑着描述，“当时很少接触到文学类的东西，因为无聊，也因为想装一下文青，有段时间我天天泡在图书馆，虽然不大，但几乎把文学类书籍全看了，有一个作家特别吸引我——他叫王小波。”这位灵魂为他凿开了看世界的另一扇窗。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生活可以如此热烈而自由，原来思维能够这般锋利而幽默，某个深秋的下午，他向往那自由不被规训的生活，想出去，想去做些什么，恰好读到了王小波南下插队的那段故事，“这个时代虽然插不了队了，但我能去支教啊。”于是，他怀揣着文青式的浪漫幻想，这位内蒙汉子不顾家人的反对，背着行李扎进滇东北的连绵群山。现实总是事与愿违，“去之前想的风花雪月…瞬间就被现实击碎了。”和老师说笑着说出了这句话，现实的粗粝远超他的想象，他所在的村小，六百多个学生，仅有二十多位老师代课，相当于相同体量学校平均老师数目的三分之一。师资的极度匮乏让他一周要上三十多节课，还要任班主任。文学的感召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内化在他的生命中，和老师主动选择教授语文。“任务像山一样压下来，加之作为新手老师，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昏天黑地，你面对那些孩子渴望的眼睛时，不能再想着自己的那些小情小调。”支撑他坚持下来的除了一份让世界更好一点点的理想主义，更多的是铁打的责任心。
和老师的超强责任心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其体现在他对学生做事习惯与细节的培养上。他笑称自己是处女座：黑板擦必须放在讲台左上角，抹布要叠成方块，桌椅必须横平竖直。刚来学校时，学生们吃完饭的剩菜剩饭满桌都是，地上油乎乎，踩的黏黏糊糊，收拾起来很头疼，为了减轻食堂工作人员的负担，和老师给大家说了两个要求：不剩饭，饭菜不要洒在桌子上和地上。聪明的同学们自发想了一招，拿了一个空碗放在桌子中间，掉下来的菜捡到碗里来，备一块抹布，将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全校十来个班，只有我们班的桌子一尘不染，那个桌子都能照镜子那么夸张。我自己也得给学生做表率嘛，就在那段时间养成了不剩饭的习惯，现在碗里最后一粒米都得扒拉干净。形成了这种习惯，坚持下去就比较容易了。”我问他有没有什么管理班级的小技巧，他强调，“多做大于多说，我话说一遍。它没有达到效果，我会去做一个调整，我会去再说第二遍的时候它会跟第一遍就不一样了。慢慢的学生和老师之间默契已经达成了，每个学生都想变好的前提下，后期管理是非常轻松的。”和老师通过管理的智慧轻松成功实现了班级的自治。问到惩罚方面是怎么做的，他强调，“惩罚必须与错误本身相关联，学生才能建立正确的因果逻辑。拿食堂卫生管理来说，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要全班一起去打扫食堂卫生。”这个思维模式体现出了他理科出身的逻辑性与理性。但班级管理并不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在如今这份“游刃有余”的背后，我看到了和老师一份2020年初写的学期总结 ，可谓是“连滚带爬”。这份总结透露出浓浓的“丧感”和焦虑，句句都是真情实感。他开篇就直言：“这个学期忙碌、紧张、压力并且无效” 。他坦言：“感觉自己在日复一日重复着低效的工作” 。在看到自己带的班成绩“除语文是倒数第三外，其他科全部稳居倒数第一”时 ，他尝试释然和安慰自己：“就这样吧，……没多大意义了。”“然后到了开学……全部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我跟着你们，时时刻刻就在你们身边！气死我了……”这段年终总结让人忍俊不禁，而后他进行了自我反思：“实际的做法，应该上面两种都不是，大概在两者之间，” 他冷静地写道，“要让大家喘喘气，不然又是傻呵呵的死循环。”在这言语之中藏着一份更深的期盼：“最后又是我微弱的希望。希望学生能在无聊的学习间隙接受我传达给他们点滴的主观的信息，或多少做出些思想上的转变，又希望学生们觉得学习并不那么无聊。”这背后，与其说是对“教学方式”的探索，不如说是一位新人教师在“责任”与“自我怀疑”之间的痛苦拉锯，是一种“希望每个人都不掉队”的现实责任，和“希望学生不无聊、能够更加乐于探索知识”的个人理想之间迷惘和撕扯。
除了做事细节的注重，和超逸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在教育路上，发生了一场出人意料的“播音员事件”。班里的一位女生被选为午休播音员，这本是一件光荣的事，但当她回到教室时，却发现有调皮捣蛋的同学故意捂着耳朵，投来嘲讽的目光。可能是小孩子不懂事，可能是羡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要显得自己不在意，或者是自己与众不同，可能只是寻求存在感。“我当时就火冒三丈。”回忆起那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当时那一刻，语气严厉了不少，“我生气的不是恶作剧本身，而是他们竟然觉得认真做事是一件可耻的事？难道好与不好，连最基本的分辨能力都没有了吗？”情绪如火山喷发，触及到价值观，明辨是非好坏的事情上，他显得尤其严厉，“我非常的生气，把语文书摔在后面的黑板上。”对着全班怒吼，楼下的老师都听的一清二楚，三分钟后，他的嗓子彻底哑了，甚至说不出话。“我那一刻觉得我的教育太失败了。”这场爆发，成为他教育生涯的重要刻度。事后反思，他意识到那种强烈的失望和愤怒，其实是在无意识复制曾经独断和强硬的家庭教育模式对他“爱的强压”。“我有时候会反思，我对待学生的方式，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为你好’？”
“但那种强硬，那种管理，那种比较严格的方式，同样它伴随着爱，伴随着关心，伴随着为你的考虑……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交往方式。”他停顿了下，细细剖析自己的那几年在为中国而教的教育之路，发现自己已不自觉地，将学生视如己出。“我仿佛没有把这些孩子单纯看成学生，我把他们看成是关系特别亲密的一群人……已经把自己完全的带入进去了，你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和期望的时候，真的会失望，也真的会难过。所以我会很多时候跟他们去打感情牌，这并不是一种策略或方法，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真诚表达我会很严格的要求你们，同样我也很爱你们。”
从一个凭本能和情感驱动的严厉老师，开始蜕变成一个能洞察行为背后心理动机、进行深刻自我反思的教育者。他明白了，那份由爱而生极度的痛苦，源于过度的情感卷入与曾经原生家庭教育模式的影响。严厉，是他的外壳；但心底那份无法割舍的、与学生共悲喜的真诚，才是他与学生产生强大情感链接的真正内核。
和超逸坦言自己是个偏悲观的人。
大学时，他常常不禁思考，陷入虚无主义，哲学问题困扰，觉得人生虚无，找不到意义。他甚至怀疑，支教带来的道德满足感，是否只是另一种自我陶醉。但大山里的三年，算是用最朴素的实践，给了他一个回答。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刚接手班级时候的数据：“四年级，28分的语文平均分，有十个学生有个位数。我们班的全班第一名考56分，在全年级前30都进不了。”面对这些连字都认不全的孩子，他感到一种巨大的责任：“如果这样下去，他们小学结束之后可能字儿都认得不多，读完义务教育就是文盲。”平日，他会确保每个学生上课时都在状态：“我的学生说我上课的时候，眼睛像探照灯一样。”他说这话时，弯弯的笑眼中透出一丝沉淀后的坚毅，“我会扫视整个教室，确保每个学生都在状态。”“对于后面的这些孩子，我会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对他们我的要求很简单：毕业时不能是文盲，出门起码能点菜、能写信。”他说，“至少，我要把这把钥匙递给他们，他们要有选择学习的机会和能力。”在这严厉的教学风格下，跳动着一颗一个都不能放弃的滚烫的心。他用三年时间，尽心竭力。最终的成果，平均分接近60，三分之二的学生能够及格，个位数彻底消失。
“以前的那些虚无的想法……被更多具体而微小的感动替代了。”他说，“当你看到学生在你的眼前一点一点变得更好，那种满足感是实实在在的。”和班级的孩子们默契到“一个眼神”就能心领神会，这些细小的光芒，汇成了他对抗人生虚无感坚实的堡垒。
支教结束后的很久，他仍难以从那三年中抽离。当他与我分享七八年前的支教时时光时，很多场景历历在目，字里行间充满了细节，像一种滞留在身体里的惯性——那种高密度的情绪、紧绷的责任感、人与人之间原始的连结，让他在离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找不到心灵的落点。他怀念那种被需要的日子。每天早晨，孩子们在教室外排队喊“老师好”，他握着粉笔，板书、提问、改作业。空气里有粉笔灰的味道，也有一种实在的意义感。成绩慢慢上升，孩子们的坏习惯一点点消失，他们学会写信、学会表达谢谢。那些细小的进步，成了他抵抗虚无的证据。“八成是痛苦的，”他说，“剩下那两成，让人上瘾。”那种情感很难描述。“你再没办法找到那种强烈的人和人之间情感的连接。”“我和同期队友聊起乡村支教的时候，说我们能为乡村做什么时，大家的看法都很消极”，他说，“像在推一座山。可能几十年都不会有改变。但你又停不下来。” 那三年，像是一场持续燃烧的长跑，筋疲力尽，却又发着光。离开为中国而教的和超逸，陆陆续续在教育的路上继续摸索和探索，去了公立学校，也去了贵州“田字格”公益组织，还加入了大理的一所创新教育团队，兜兜转转，像是命运的指引，他与妻子开始了创业之路——走走营地。很多人或许不理解，为什么要离开稳定的教育体系，选择创业这条更加艰难的路。和超逸的选择是“理想主义的另一种实践”，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主义，“有些人注定要在体制外，寻找教育的更多可能”。这条路并不平坦，“创业让我重新面对现实，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成长的很快，如果要从零开始组织一场活动，需要协调的事情超乎想象。”他像报菜名一样流利地列举，“住宿、餐饮、交通、课程设计、安全保障，有时候我还需要和政府部门协调沟通，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更难的是家长的期待，有人花了钱把孩子送来，就期待立竿见影，一周后就想看到孩子身上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他摇头：“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我做了三年支教都不敢说能改变一个孩子，何况短短一周？”尽管如此，经验丰富善于总结思考的他已然有了自己的教育方式与品味，他仍然坚持精心设计每一个活动，不是带孩子们单纯去玩，而是尝试在活动中融入教育理念，“如果它离教育越来越远，它的生命力就越来越弱。”
和老师的未来理想教学模式是：用PBL（项目制学习）的方式，融入课标知识，“学校的学习其实是一个抽象的过程。真正去应用的一个一个过程，我觉得马上的意义就不同了”。他希望孩子在自然里去思考、去推理、去用到学到的知识。 “比如算数、做调查问卷、写观察报告，这些都用到了他们课本里的数学、语文、科学内容。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会明白——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
他更大的心愿，依然与乡村有关：“将来有一定积累，我一定会去做。带着乡村孩子走出去，或者让他们先了解自己的家乡……未必真的知道自己的家乡哪里好，哪里美，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植物，有什么动物。”聊到乡村教育，和老师的眼睛又闪闪发光。教育不是立竿见影，而是慢慢耕耘，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种子，等待到某个时刻会开花结果。教育似水，润物无声，不是强行改变，而是顺势而为。
谈话的结尾，我请和老师用几个词语来评价一下自己，他给出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没有想象中的经验之谈，反而全是自我剖析。“无知吧，”他很认真地说，“我不是在谦虚，我是真实的是这样的感觉。”紧接着，是“很容易纠结”和“极其感性”。“我反而不是大家刻板印象中内蒙汉子那种豪迈洒脱的，”他笑着说，“我其实是个特别敏感的人。” 他的敏感，让他能“很短的时间内就了解大家的性格和喜好”，也能在“矛盾产生的第一时间”就察觉到。这或许也解释了，他为何能成为学生心中最好的和老师，和学生们打成一片的和老师。一连串近乎负面的评价后，我强烈要求他找一个正向的词。他想了想，给出了答案：“我觉得我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的词，我首选的一个词会是真诚，”他说，“我对我身边的人，我爱的人和我自己，还有我的朋友们，我都是真诚的。我认为这种东西会一直陪伴我下去，也很重要。”
真诚——这个词，仿佛一条线，串起了他所有的闪光瞬间。
因为真诚，他才会直面大学时的虚无感；因为真诚，他才会在支教时投入100%的情感，写下那份气急败坏的总结；也因为真诚，他才会承认自己无知，并始终对世界保持敏感。
那个曾经在支教总结里写满丧与失落的年轻人，那个一度怀疑人生意义的悲观主义者，那位极具个人风格的老师，终于在大理，找到了心安之处。远处的苍山默默伫立，见证着一个教育者最朴素的幸福。在水边的晚风中，一个新的教育梦想，正在慢慢生长。
